诗经的艺术价值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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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经的艺术价值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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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.这部诗集最初成型于春秋时代,是当时一部重要的书,它和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并列,是贵族子弟必修的课程之一.《论语》上就说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.”在先秦典籍中,它原本只称“诗”、“诗三百”或“三百篇”,到汉武帝时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奉儒家著作为经典、“诗”才开始称《诗经》,后世一直沿用了这一名称.
《诗经》这部最古老的诗集,收录了我国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(约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)这500年间的诗歌创作305篇.这部诗集是按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类编排的,这种划分与分类,主要是依照音乐上的不同特点作出的(三百篇均为乐歌).当然,从其内容考察,“风”是存有较多的民歌或民歌色彩的诗;“雅”诗主要是士大夫的作品;“颂”诗全为祭祀的庙堂文学.可以说,《诗经》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,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、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.《诗经》又积累了赋、比、兴丰富的创作经验、表现出卓越的艺术成就,开启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高的地位.
《诗经》中的民歌,大都是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的,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.
《诗经》中的许多篇章,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劳动者热爱劳动、热爱生活的思想、同时也倾诉了他们对自身遭受残酷剥削与压榨的不满情绪.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《周南·苯百》、《魏风·伐檀》、《魏风·硕鼠》、《豳风·七月》等.
《周南·芣苢》,全诗三章,十二句: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.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.采采芣苢,薄言掇之.采采芣苢,薄言持之./采采芣苢,薄言衤吉之.采采芣苢,薄言襭之.”这是一首典型的劳动之歌,诗中生动描写了田家妇女,“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,风和日丽中”,在采集禾苗(车前子,古人以为它的种子可治妇女不孕)时“群歌互答”的愉悦之情.全诗只改换了几个动词,回环复咨,就把妇女们从开始采集到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、心情的欢快跃然纸上.这是一首热爱生活、赞颂劳动的诗.正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所说,涵咏此诗,恍听田家妇女,群歌互答,余音吴袭,若远若近,忽断忽续,令人心旷神怡.而《伐檀》、《硕鼠》这类“怨刺诗“,又深刻地反映出劳动者在沉重的奴役和被压迫中,呼喊出对剥削者的愤慨,揭露了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的罪恶:“不稼不穑,胡取禾三百廛兮?”在这不平与愤恨的歌声中,蕴含着人民反抗暴力的自发力量.
其次,在《诗经》的“怨刺诗”中,有不少篇章反映战争和谣役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与巨大灾难.在这类作品中有些士大夫的诗更值得仔细玩赏.如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、《朔风·东山》、《小雅·采薇》都是直接再现了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.《君子于役》写出征夫长期在外,思妇受尽相思之苦的煎熬;《东山》则又极力写出征夫还乡时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;《采薇》中的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,更以“乐景”写“哀”,以“哀景”写“乐”,把征夫的“被征”与“还乡”的复杂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.这类诗,不仅揭示了社会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,具有感人的批判力量,而且也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与追求.而在《小雅》里的一些士大夫的“怨刺”之作中,可以说,揭露是深刻的,抨击是强烈的,表现了下层官吏对“劳逸不均”的不满,对“讹言”的无比痛恨,甚至激情地抒发了他们“感时伤怀,忧心哀民”的情感.如在《小雅·巷伯》中,诗人再也不用任何含蓄,而是一泻无余地奔迸出胸中的激愤:“取彼诲人,投畀豺虎.豺虎不食,投畀有北.有北不受,投畀有吴”.应该说,诗人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鞭挞是深刻的.然而统观这些诗,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:或直刺时政的弊端;或直接抒发诗人不幸的遭遇;或表现诗人对“谮人”的憎恶等等,均饱含着诗人的强烈爱憎情感,进发着批判力量;另方面我们也需指出,这类作品大都以哀怨起,以哀怨终,表现出一种陷于苦痛之中不能自拔的先天不足,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士人心理.
第三,《诗经》中的情诗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,是构成《诗经》的重要内容.此类优秀情诗具有感情纯真、意趣高尚、情思优美的共同特征.而且传达、表现情感之风格与手法又是多样化的.比如《庸风·柏舟》、《郑风·将仲子》等都是表现少女的纯真专一的爱恋之情而受到礼法束缚的悲歌.在《柏舟》中,“案彼两髦,实维我仪.之死矢靡他.母也天只,不凉人只”,表现出诗中女主人公勇敢反抗父母的干涉;但在《将仲子》中却表现了少女情感很深,但很软弱的性格.不过,在《诗经》中的多数情诗中,并不是以忧思缠绵,饮恨感伤来打动读者心灵的;相反,在许多诗篇中,或是表达强烈、渴望地追求,尽管可望而不可即,如《秦风·蒹葭》;或者更直接表现出大胆泼辣、热情奔放、坦率追求爱情的挚烈情感.如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:“出其东门,有女如云.虽则如云,匪我思存.纟高衣綦巾,聊乐我员”,就是大胆倾吐爱情而又情感专一的体现.《郑风·寨裳》:“子惠思我,寨裳涉溱.子不思我,岂无他人?狂童之狂也且.”诗中蕴含着对爱情的考验,而情调又是粗旷而豁达开朗的.此类情诗无疑是《诗经》中的精品.当然,于《诗经》中,与描写爱情相关的还有反映婚姻悲剧之作,其典型代表就是《邶风·谷风》和《卫风·氓》,这两首诗,历来被称为爱情悲剧的“姊妹篇”.诗中通过被遗弃的女子的满腔悲愤的控诉和柔情诉说,揭示了男女不平等和礼法之虚伪,有深刻的批判价值.特别是《氓》这一首诗,在表现手法上融叙事、抒情、说理为一体,对后代叙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.
第四,《诗经》中,还有一类作品是具有史诗因素的诗歌,值得一提.如《商颂·玄鸟》就记载了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”的殷部族的神话传说和商场建殷的史实.又如最有代表性的是散见于《大雅》中,叙述周人开国历史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绵》、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五篇作品.这些作品都是在祭把先祖的宗庙活动中产生的,是祭祖、祭神活动中的乐舞歌辞.其内容和形式,简短严肃,不以生动情节取胜,很少艺术加工.但是,这些记载乃是了解中华文化极为重要的宝贵文献.
《诗经》在艺术上所获得的成功是多方面的,对后代诗歌和其他文学体式的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.
首先,《诗经》开启了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.它从素朴的浪漫主义神话传说发展为对现实人生的极大关注,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重大转折,它奠定了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.“君子作歌,维以告哀”(《小雅·四月》);“心之优矣,我歌且谣”(《魏风·园有桃》),这种积极地面对人生,真实形象而又直抒胸臆揭露社会矛盾、广阔反映周代社会实际的现实主义精神,哺育了历代的优秀作家.历代作家或重要的进步的文学运动,都从《诗经》中获取借鉴,其重要方面就是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精神.
其次,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与实践,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第一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为后代诗歌创作在表现手法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.应该承认,比兴手法的运用在《诗经》阶段还是初级的人类审美意识的表现.但是,它为诗人发现了抒发主观情思与自然外界种种“对应物”的关联;并能有效地借助外界自然抒发主观情思,震撼读者心灵,无疑《诗经》的作者乃是伟大的开拓者.以至在整个传统文学史上、比兴、象征的艺术手段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.
第三,《诗经》民歌中的语言和形式上的那种富于生活气息的特点,强烈的节奏感,特别是它的重章复沓形式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,后代一些有成就的诗人都从中汲取过丰富的营养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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